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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swallow 绿野

既然无法因尘世的沧桑而淡漠。就让回忆时那满足的微笑,成为美丽的忧伤。

 
 
 

日志

 
 

三个蓝眼睛的姑娘  

2008-01-09 01:38:23|  分类: 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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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有“三个女人一台戏”之说,可这三个女人之间并不认识。她们只是毫不相干的三个个体。所以,这台戏她们还真的唱不起来。但有一点相同的是她们都有一双令人心醉的蓝色的眼睛,像碧波,像蓝天。

                                      第一个蓝眼睛的姑娘

 

我认识的第一个“蓝眼睛”,她的名字叫艾莱娜。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我跟随母亲来到北国长春。一出火车站,那新的环境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马路上的行人一个个穿戴的像被包裹严实的棉花球,几乎只能看到他们的双眼。让我大开眼界的是马路上的车。除了常见的汽车外,还有一种牲畜拉的雪车。这种车没有轮子,是用竹子片或铁片钉在车的下方,可以减少摩擦力,牲口拉着车在雪地上跑的极快,当地人把这种车叫爬犁。

生长在南方的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雪。房屋、大地一夜之间被积雪覆盖,到处一片白雪皑皑。学校里更加热闹非凡,同学们打雪仗、堆雪人,令我这个刚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小女孩过足了战争隐。校园中嬉笑、打闹的热浪还没平息,我又极度兴奋的跟班上一个叫爽儿的同学来到溜冰场。

“乖乖隆地咚”,那里地面洁白如玉、光滑如镜。有十几个女孩子在镜子一般的冰面上扭动着身体,忽儿旋转忽而飞奔一个个姿态优美轻盈如燕,真的是帅呆了。这时我的心已经经不起“燕子们”的诱惑,开始跃跃欲试地走进冰场。

“乖乖”摔的不轻!女孩子们一起聚拢,一个女孩拍着手高兴地大叫:“快来看,摔了一个大马趴!”。我不懂“大马趴”的含义。但内心的恐惧和羞涩使我爬在冰上不好意思抬头,恨不得一下子钻进地里。

“快来看呀,那个新来的南方蛮子,她摔了个狗吃食!哈哈哈。”人越聚越多。我心一横,索性就趴在地上不起来。心想:“北方人真野蛮,说我是个南方蛮子,还骂我是只狗。狗吃食就狗吃食,有什么了不起。”后来才知道这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形容摔倒的姿态,真是形象的比喻,活灵活现。不过,有点儿太人畜平等了,叫我享受不起。

现在看来,北方的语言其实是很丰富的。我也庆幸自己的童年在东北度过,那是一个欢快愉悦的童年。它增加了我的阅历,改变了我的性格。那些五谷杂粮也没有白吃,既丰富了我的胃,又丰富了我的心。至今我有一种犹如女儿对母亲的眷恋之情,我感谢东北黑土地的养育之恩。

唉,真是的。怎么摔在那儿一趴就四十几年?到现在还没起来?——我早就从地上爬起来了。只是人还陷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恍如隔世。

因为冰面太滑,我一直怯生生的趴在上面,等待同学的救助,也好给自己下个台阶。终于听到有人关切地说:“你是新来的同学吗?摔伤了吗?”接着她又喊周围的人“喂,你们为什么不扶她起来?”哇,听到有人这样友爱的话语,我的眼泪一下子泉水般地喷涌而出。慢慢地抬起头,竟然看到一双大大的蓝眼睛,长长的睫毛像折扇般一上一下的忽闪着。这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新奇:怎么会是一双蓝色的眼睛?第二感觉就是:美丽。

我顾不上羞涩和陌生,惊奇地望着她(题外话:这时站在身边的儿子笑着对我说:“是不是写上“昏倒”两个字”。我回答他说:“那时还没有这个词。”)。我倒是被她那双蓝眼睛电到了,呆掉了。竟然顾不上自己还在原地趴着呢!

“摔伤了没有?需要我的帮助吗?”我听不太懂她那外国式的语言。心想,你想帮忙就帮呗,干吗虚头巴脑的。

于是我抓着她的双手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脚下却东倒西歪像个醉汉一般站立不稳。

就这样我们在溜冰场上第一次见面,并且知道她叫艾莱娜。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溜冰场滑冰,经常看到那双蓝眼睛。

以后,我终于也能像小燕子一样在冰上飞来飞去,行动自如。没有“狗吃食”也没有“大马趴”。其实是艾莱娜给了我勇气,是她那双蓝眼睛在鼓励着我。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听说邻村也有一个知青点,于是我们到邻村造访与我们同命运共呼吸的知青们。他们用高粱米饭和热气腾腾的苞米面大饼子热情地款待我们。为我们烧饭的是一个男知青,我看他长得特别扭。虽然他的五官一官也不缺,但怎么看也不顺眼。我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看,他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问我:“奇怪我的长相吧?”(又是外国式的语句,难不成他是外国人?)我极其诚实的点头称“yes.”他用右手摸了一下自己脸上的五官,自嘲说:“杂交品种,没办法,爹妈给的。不过,我妹妹她特别漂亮。”

“你还有个妹妹?”我问。

“对,我们兄妹两个都在这个知青点。”他回答道。

“那她呢?”我又问。

“下地干活去了,还没有回来。”简短的对话后,我期待着他妹妹的到来,想看看他妹妹到底有多漂亮。

在等待中,我仔细观察了他的相貌,的确不中看。他一头笔直的黄头发垂在额前,单眼皮、肿眼泡、黄眼珠,这就很成问题了。一般外国人都是卷曲的蓬蓬松松的黄头发。外国人的眼睛一般是有色的,或黄、或蓝、或灰。但决不是单眼皮、肿眼泡。还有,就是二十出头的他,已经长出络腮胡,竟然也是黄色的。他的鼻子就更不用说,用几个字概括,就是:短阔扁。我暗中替他喊冤叫屈,你爸妈也够狠的,竟把自己的缺点一股脑儿推给了无辜的儿子,好狠心的父母噢。

这时,下地干活的知青回来了。大家拥抱、握手,好像老相识一样。毕竟大家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最后一个进门的竟然是——艾莱娜!蓝眼睛的艾莱娜!我和艾莱娜拥抱亲吻(此举当然是艾莱娜的习惯)。难道她就是他的妹妹?这时,艾莱娜告诉我:“我哥哥也在这,他叫维克多。”

果然,兄妹俩的长相有天壤之别。好在维克多是个男孩子,要是这个结果落在艾莱娜的头上,那就悲惨了。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维克多问。

我笑着说:“艾莱娜是我的救命恩人。”

艾莱娜说:“我只是看着你趴在地上的样子很难看。”

“鬼家伙,你为什么不早说?害我出尽了洋相。”

大家嘻嘻哈哈你一言我一语,谈天说地了一番。从此,两个知青点的青年结成了兄弟加姐妹般的友情。

此后我从维克多的口中,我了解到他们兄妹是俄、中混血儿。母亲是白俄罗斯人,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地主、富农分子,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逃到中国。在当时一个被苏联政府驱逐的人,当然也不会受到我国政府的欢迎。因为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老大哥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虽然维克多的母亲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但新中国解放以后,她的丈夫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听说被关押在哈尔滨某监狱。艾莱娜一家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

以后,从维克多口中又陆续听到关于他母亲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中,他母亲在单位被批斗后,一时想不开,跳河自杀。幸好被放学回家路过的维克多遇见,及时救下,否则后果不堪想象。我真不知道眼前的维克多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救母英雄,他立马让我刮目相看。

维克多的确是好样的。我们大家经常因为受不了农村的劳苦,结伴进城。而维克多却仍旧坚持不回城。他说,他和妹妹都回城,会增加母亲的负担。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出身,需要他付出更多的血汗,才能改变他现在的处境。艾莱娜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也经常对我们说,有哥哥在她什么都不怕。

可是老天总不让好人称心如意。

一天,眼看就要挂锄了(在夏末最后一次给农作物除草,然后等待秋收)。我正在苞米地里除草,听到有人叫我。起初,我还以为是母亲来信。(那时,经常是邮递员把我们的信件,送到田间、地头。他一声叫喊,我们就会从地里出来,取回亲人寄来的物品)我兴冲冲的跑过来,得知并不是母亲的来信,而是维克多生病住院的消息。当天我收拾行囊返回城里,直奔医院。

我不相信眼前躺在病床上的人就是维克多,浮肿的身体摊躺在床上,已经不醒人事。我想是什么样的病魔把一个坚强如钢的汉子,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摧残成这付模样?

医生告诉我说,他得的是肾炎。他的母亲和妹妹艾莱娜憔悴不堪,神色凝重。

“伯母,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我焦急的问维克多的母亲。

“维克多尿血已经很久了,但他不肯告诉我们,也不肯去医院看病。他只是一心一意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唉,我们忠诚的布尔士维克又减少了一位坚强的战士。

蓝眼睛姑娘艾莱娜,你的哥哥再也不能替你抵挡一切了。

艾莱娜,哥哥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此刻,我在想:如果当时的施政像现在一样可以随意堕胎、做人流,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儿女为自己的父母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而献出他们年轻的生命。

但倘若果真如此,又会有一个新的战场涂炭人们的生命。有谁为此承担过责任呢?

啊,它就像1+1=3一样烦人、难解。

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愿它永不再来。 

                                        第二个蓝眼睛的姑娘

 第二个蓝眼睛的姑娘是我中学的学姐。那一年她在高中部,我在初在初中部。她虽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娜达莎。但人却长得并不漂亮。尤其是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好像在她笔直而挺拔的鼻孔里,永远灌满了浓鼻涕,所以她的声音总是嗡声嗡气的。除了那双蓝眼睛,没有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

娜达莎的家和我的家只隔着一条马路,透过我家的窗子,就可以看到她家的院落,那是专门给苏联专家居住的宅院。他们每个专家都有自己的院落,里面神秘而幽静。

娜达莎家的院子里干净整洁。一到夏天,各种花卉满院绽放。我能叫出花名的就有大丽花,细粉莲,地瓜花,夜来香,还有月季花,玫瑰花,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谁家种这么多的花。我经常看到娜达莎的妈妈在院子里侍弄花草。我感到她的资产阶级情调忒浓,像个悠闲的资产阶级阔太太。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恰逢自然灾害时期,谁家要是有这么一块空地,不种一些农作物或蔬菜那才怪呢!再说了,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光荣传统就是勤俭持家。种草养花那是资产阶级的爱好。可是我听说娜达莎的母亲的父母(娜达莎的姥姥,老爷),都是“哥萨克”,是道地的苏联农奴,比中国的贫下中农还贫穷呢。

同样是无产阶级为什么娜达莎的母亲却能读大学,会弹钢琴,穿貂皮大衣。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却大都目不识丁,衣衫褴褛,种地种瓜?年少的我经常考虑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

在这方面,前面提到的蓝眼睛艾莱娜的母亲,一个正统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女人是无法与她相比及的。无论是从衣着,还是从生活方式,以及她们的行为表现。都与她们的本阶级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这也是令我困惑的原因。这些疑难虽然从书本中找不到答案,却也不影响我和娜达莎的正常往来。

有一天,娜达莎邀请我到她家里去玩,我欣然接受。

娜达莎的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亲爱的小燕子,欢迎你到我家。”

“谢谢您,娜达莎妈妈。”我也极有礼貌的回答她。

“不,叫我嘉丽亚婶婶就可以了。”我知道了娜达莎的母亲叫嘉丽亚。这个名字也很好听。

我想,中国人的名字男人以“柱子,狗子,发财,广权,……”为主,女人以“花,香,兰,芳,珍,丽,荣……”这也很有特色。

那天,我们玩的很尽兴。到了吃饭的时候,嘉丽亚婶婶执意留我。我也想在她家尝尝外国人的饭菜,正是双方一拍即合。

嘉丽亚婶婶从盘中拿出鸡蛋,给我们每人一个。她风趣的说:“给你们一人一只即将出生的小母鸡。”其实不过是只鸡蛋而已。但她诙谐而幽默的语言,使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那天,我第一次品尝到“赫列把”(苏式黑面包)的味道。硬硬梆梆的,酸酸的。一点也不比我妈妈做的好吃。还有鱼子酱,罗松汤。

如果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度过,倒也没有什么可以回味和记述的。接下来的是,我们学校开始全校性的学习陈伯达的文章《九评》(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尽管,当时我只有十三四岁,还处于懵懂状态,但我知道中苏不再友好相处了,苏联不再是我们的老大哥了。从此,再也看不到嘉丽亚婶婶和娜达莎脸上往日的笑容。不久,娜达莎告诉我她要回国了。

又过了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全校同学集会听关于国际形式的报告。副校长在大会上宣读了娜达莎从苏联发来的信件,她在信中说,她在苏联生活很好,物价平稳等等。校长说这是苏联政府逼她写的,目前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为她担忧。 

 

 第三个蓝眼睛的姑娘

说实话,我和这个姑娘没有过深的交往,但这使我愈加产生要了解她的欲望。于是我接近她,不断地和她套近乎。我并不是狗崽队的,一定要挖人家的隐私,将人家的那点不可告人的私密揭露出来才善罢甘休。因为,有一点令我对她产生了神秘感。那就是她的那双蓝眼睛。

徐赢(本篇的主人公)的蓝眼睛,不可思议的长在了她那盘扁平而肉质的、典型的中国式的圆脸上。没有中西合璧的感觉,倒是让人感到蓝眼睛长错了地儿,找错了家门儿似的。总体上讲和我看到维克多时的感觉大体相同。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徐赢和维克多在一个知青点,可她和维克多兄妹从不讲话,并且对维克多有抵触和戒备。虽然我和维克多兄妹的情谊很深,但徐赢对我却从没有表现出特别反感的态度。我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隔阂才使出浑身的解数。所以和现在的狗崽队有本质上的区别。

维克多倒是很配合我的亲善行动,徐赢却冷漠固守己见的抗拒着。当我开始打算放弃两人的亲善计划时,徐赢对我一反常态的亲密起来。真让我无所适从啊。做人的工作谈何容易!罢,我不是这快料子,俗语说:“没有金刚钻儿,你别揽瓷器活儿。”这话的确不假。

徐赢有着超人的智慧和绝妙的自我护的意识。这是我在和她的接触中渐渐感觉到的。跟她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我都感到自己的智慧增加了不少。

有一天,我和徐赢进城为生产队买化肥。从苏联红军纪念塔路走到农具店是一条最近的路,可是徐赢无论如何都不肯走捷径。我已经累的浑身无力了,任我怎么给她讲道理,都无济于事。

“喂,你懂不懂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相加,一定大于斜边啊?”我无可奈何地用最浅显的几何知识指出,她的选择是路线性和方向性的错误(当时的局势,让大家都会使用任何理论知识批驳对方的错误行为)。

“知道。”她回答的相当干脆。

“那你为什么不走近路呢?”我不解地问。

“无可奉告。”她竟然使用了外交词令回答我的提问。

“徐赢,舍近求远,是你聪明人干的事么?”我开始有些光火了。

“……”她沉默着不做回答。

就这样,我随她绕着远路终于来到农具店。

事情办理完毕,我问她回去的路怎么走。“原路返回。”她直截了当的说。我感到在我身边的是一个一反常态、不通事理、胡搅蛮缠,拧、犟、倔的坏女孩。同时我也隐隐感到事情的蹊跷,和平时的她判若两人,这里面一定有其原因。

一路上,我们沉默不语。她终于开始先跟我说话了:“对不起,不走那条路我是有原因的。”

“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舍近求远。”我不满地回答。

“那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对别人说。”我答应她的要求后,她才讲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极其悲掺的故事。

徐赢告诉我:解放前她母亲和大姨都是大连国立女子高等学校的学生,东三省沦陷后被日本人占领,大街小巷都是日本人,他们到处找“花姑娘”,先是她的大姨被日本人打了一针,还好没有产生任何后果。可是苏联红军来了以后,满实地找“玛旦姆”,她母亲遭遇到苏联红军的打针,然后生下了她。所以她的长相既不像妈妈又不像爸爸。她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是蓝色的?”

这个疑问在当时对我和徐赢来说,就我们两的知识、资历、经历而言都是无法解释的。我想:我母亲曾经在德国人的医院里当护士,她可能知道为什么被苏联人打了一针后,竟然生下一个蓝眼睛的孩子。我果然带着疑惑回家去问母亲。母亲听到后,脸一沉说:“女孩子不可以随便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别人会笑话你的。”

许多年以后,我自己做了母亲,才明白“打针”的特殊含义。

这就难怪东北有这多的日本裔的战争遗孤和蓝眼睛的苏联孩子。这难怪徐赢说:“日本人、苏联红军一个样,没一个是好东西。”难怪徐赢坚决饶过苏联红军纪念路,宁可舍近求远的原因。

我理解她,原谅她,同情她,支持她。

的确,孩子在没有爱情的条件下产生,就变成了罪过。

之后,徐赢的母亲无颜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带着徐赢背井离乡逃到长春,嫁给一个目不识丁的伙夫。这个国立女子学校的学生从此给她的孩子起名“赢”。希望她常胜不败,一赢到底!

三个蓝眼睛的姑娘的故事结束了,留给我们太多的酸楚和沉重的思考。看来历史没有谁对谁错,所有的都是百姓在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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